新冠肺炎疫情是經濟全球化以來影響世界經濟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沖擊。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另一方面,疫情沖擊正加劇國家間的結構性洗牌,加速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后疫情時代全球經貿格局與秩序重構恐難避免。
全球貿易陷入“封鎖悖論”
過去幾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其中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全球貿易增長明顯放慢。世界商品貿易指數顯示,受貿易摩擦及全球制造業疲軟拖累,2019年全球貿易量較2018年減少0.5%,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下降,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降低全球貿易增速。
受疫情影響,包括旅行禁令、入境管控,甚至封鎖邊境措施可能變成一種“新常態”。其結果是要素流動與對外交往嚴重受限,生產和貿易活動處于放緩、半停滯或停滯狀態,使此前已十分脆弱的全球貿易“雪上加霜”。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預測,2020年世界貿易額將下降13%至32%,跌幅超過金融危機時期,為二戰結束以來最大降幅。
部分國家經濟循環模式轉向加速
疫情沖擊下,供應鏈轉移以及“國產替代”有加速趨勢,政府權力擴張成為美歐應對本次疫情的一大特點,除了動用各類緊急法案,實施出口限制等措施外,還體現為對企業的掌控。如特朗普政府緊急啟動《國防生產法案》力保戰略物資生產本土化,同時,支持聯邦政府購入受影響公司股份;法國擬考慮動用“終極武器”——國有化等干預措施來保護受威脅的航空、汽車等行業的大型企業或重要經濟資產。疫情將加速一些發達國家開始轉向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經濟循環模式。
從世界貿易結構看,當前全球中間產品占全部貨物貿易量占比已經超過一半。中間品貿易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緊密連接在一起。中國、美國、德國分別成為東亞、北美以及西歐地區的產業鏈中樞。疫情對產業鏈形成沖擊,尤其對全球價值鏈融合程度高,且嚴重依賴于外部需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受到較大沖擊。根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日本出口較上年同期減少21.9%;對美國出口同比減少37.8%,為2009年7月以來最大降幅,對美汽車出口銳減65.8%。其他高度依賴貿易的亞洲經濟體也受到重創,韓國4月出口同比下滑24.3%,其中汽車、汽車零部件和智能手機出口額下滑幅度明顯,同比分別減少36.3%、49.6%和43.6%。
大國博弈加劇或重構國際經貿秩序
可以預計,疫情會加劇世界的多極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一些超大型的區域貿易安排,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13.1%)、《日本-歐盟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28.1%)、《美墨加三國協定》(USMCA,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27.6%)等的簽署也會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亞洲三大板塊的區域化屬性,這勢必加劇大國博弈、重構全球貿易規則格局和秩序。
目前,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有主導新一輪國際經貿新規則、支配全球經貿秩序的態勢,并帶動自由貿易和投資圈進一步擴大。它們不再是傳統經濟地理上相鄰兩國或幾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而是跨區域或跨洲的巨型化自由貿易協定。2018年以來,諸如CPTPP、EPA、USMCA等超大規模、跨區域的自貿區協定相繼生效,并呈現出高標準、全方位、廣覆蓋以及強排他性等特征。與以往諸邊或多邊協定相比,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由中心國家成員(主要是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主導,這些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深化了關稅減免、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傳統議題,更在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競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新議題上力爭掌握規則主導權。
綜上所述,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全景圖或正在逐漸展開,將給現有全球經貿格局和秩序帶來深遠影響,疫情之后國際貿易動蕩難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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